2009年7月15日，我们八个人在一条滚滚的江水边的两辆车上和帐篷里等到了天亮。

（雪山下的河水）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15日，几个在牧民帐篷里睡觉的考察队员，是被牧民那一声接一声的羊皮囊“鼓风机”的吹火声叫醒的。
        躺在睡袋里的我，眼睛虽在望着随声音而起伏的火苗，脑子里却还停留在没有做完的梦中。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的一直是专题新闻节目，虽然广播有时也会大量使用来自现场的音响，可是文艺节目我从未做过。而在这一夜的梦里，我却在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间里录制交响乐。以至于都睡醒了，我还依然陶醉于录制交响乐的兴奋中。
        太奇怪了，我对走进帐篷里的杨勇说了我的梦。可能是因为牧民帐篷里有着久违的暖和与舒服；因为这些天，经历了太多的艰辛与冒险；因为江源的美丽；因为江源的生态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些加在一起，不就是一首交响乐吗？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13日与14日更替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此行最大的暴风和冰雹。早上起来发现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住在水坑里，也就是说，我们顶住了大风，没有被刮走，而没有顶住冰雹，它们化成的水进入帐篷与我们同眠了。

（帐篷外下起了冰雹（杨勇拍））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13日，可以说是我人生面临最大挑战的一天。
        这一天，在海拔5400米的青藏高原，为了寻找长江源的冰川，我徒步从早上10点走到夜里2点，走了16个小时。经历了8－10级的大风和打在脸上生疼的冰雹，闯入快要齐腰的冰河急流，天黑以后的迷路，大风和冰雹打得我站都站不住……
        7月12日，我们是在看到了远处的一片雪山后决定再次寻找新的冰川的。这里被杨勇称为长江内流河的发源地，有没有名字的雪山，没有名字的冰川，没有名字的长江源区的支流。记录这样的处女山、水，对于科学考察来说当然非常有意义。

文图　汪永晨
        写这篇时，我已经离开江源，回到北京。在绿家园江河信息上我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的是中国科考要确定长江三源之一的当曲的且曲为长江源，一是长江源区的冰川退缩在加快。

（一起拉）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10日，地质学家杨勇、自由摄影人周宇和旅游卫视编导杨帆、袁晓锦及家住长江源头的藏民乌卓，沿长江正源沱沱河前行。经过近8个小时的高原行走，把长江源头从姜古迪如冰川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最终定位新的长江源头在：

北纬33°23′644″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10日，我们还没有起来，牧民已经牵着牦牛来到了我们帐篷前。他们牵来的三头牦牛将驮着我们的行李和我，走向真正的江源。

（出发）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9日，我们已经越来越靠近冰川。杨勇认为我们此行很有可能刷新长江正源沱沱河长度的距离。

（鹰一样的山石）

文图　　汪永晨
        2009年7月8日，从帐篷里一出来天就是阴沉沉的天。在高原，虽然冰雹雨雪并不会一下就是一天。但要是阴天，总是冷得让我们难以承受。特别是过河，对我们的车，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高原的河，是冰河。

（上路）

文图　　汪永晨
        1993年，我在青藏高原采访时，听说在高原开煤矿的矿工的职业病除了肺病以外，还有肝病。也就是说，高海拔对人身体的摧残是很严重的。
        高原生物学，最初听说这门学科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神秘。1993年在青海，当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所长杜继曾给我介绍了他们研究的中心任务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生态学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解决草场问题，以及草场上能承载多少牛羊，这对发展牧业，恢复草场，使草场进入良性循环有着重要意义；二是遗传育种。以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为基础理论，结合现在生物技术，包括细胞工程发展育种，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三是解决环境适应问题。当时的重点是解决高原低氧的问题。青藏高原海拔高，稀薄的空气给人体和生物、动物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常常给人带来一些疾病。